那个口哨声就像一种暗号


  

  “乐器是一种媒介,它传递了人们的情绪。”作为传承挖掘民族文化瑰宝的代表人物,张兴荣踏遍了云南所有的地方,在彝族聚集地,他听到了隔着大山的年轻人用吹口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个口哨声,就像是一种暗号,有旋律、有音调。”

  今年已78岁高龄的张兴荣,依然坚持坐在电脑前整理着几十年前在各地采访时记录的视频影像资料,依然还要亲自做着讲课时用的PPT。张兴荣说,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到民间采风,可他关心着散落在民间的艺人。“现在都有微信,看看他们的朋友圈就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地做音乐。”张兴荣时常给大家发去问候和指导,鼓励大家好好地把云南民族音乐做下去。

  第一部影像音乐诞生

  张兴荣的工作室设在麻园艺术学院的一栋没有电梯的民房里。房间内光线敞亮,各种乐器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房间里;阳台被改成了一个简易的会客厅,角落里摆放着张兴荣的各种书籍还有VCD,这些都是张兴荣一生的心血。

  张兴荣的一生都在和音乐打交道。因为音乐,他上了大学;因为音乐,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因为音乐,世界才拥有了八声部。

  云南艺术学院成立于1959年,张兴荣1960年就进入该校学习二胡。1980年到1982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民族音乐。“其实在上海的这两年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上海的音乐氛围不仅让张兴荣学习到了民族音乐,而且让他下定决心要“做点事情出来”。

  于是,从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回来的张兴荣,申报了第一个项目“云南民族器乐考察研究”,这个项目一做就是4年。

  这次张兴荣的音乐考察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夫人是做摄影的,所以两个人在搜集声音的同时,又多了影像的记录。张兴荣告诉记者,曾经的中国音乐史被称作一部“无声的音乐史”,那时搜集民间音乐主要是靠听和靠笔记录,但是这降低了音乐的准确性。而这次张兴荣夫妇彻底改变了音乐的记录形式。

  1993年,张兴荣编写的第一部《婚俗俚乐》面世了,这部影像主要介绍每个民族民间结婚时候的音乐和风俗习惯,在老人的眼里,云南的乐器又古老、又质朴,又生动。

  第一本五线谱带彩照的音乐著作出版

  1994年,张兴荣《云南乐器王国》《云南民族器乐荟萃》陆续出版,这是中国的音乐书籍里面第一次使用五线谱,并配有彩色照片。“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音乐书籍不用五线谱的,而且都是简谱。”张兴荣为了让云南的音乐能够被更多人熟知,他专门请人把音符刻成章,又一个一个地盖在五线谱上,这样才有了第一本五线谱的音乐书籍。当时这本书的制作成本并不小,大约花费了7万元,“这是照相制版,一页就是1000元。”

  直到现在张兴荣还保留着这本书,书的纸张已经开始微微泛黄,封面也有些破损,但是张兴荣依然爱护有加。“这个就是我了。”张兴荣小心翼翼地翻阅着,在书里面年轻时的张兴荣意气风发,俊朗的面孔上充满了对音乐坚定的信念。

  新西兰的杰克博迪教授在看到这本书以后,专程跑到中国来拜访张兴荣。“他问我有没有音频,我说不但有音频,还有视频。他知道有音频以后特别激动。”后来杰克博迪教授邀请张兴荣去新西兰进行音乐交流,于是张兴荣带着音频、视频和书就去了,一待就是三个月。张兴荣给那里的学生介绍了云南的民族音乐,学生们听到那些特别美妙的音乐被感动了。“我们云南葫芦丝的音色很美,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学生就用双簧管来吹,用小提琴来拉。”

  当时新西兰杰克博迪教授问张兴荣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张兴荣坚定地说:“要考察研究云南多声部民歌。”

  过去在西方人的概念里,中国的音乐旋律基本上是单声部,没有多声部。但是在张兴荣研究民族乐器的时候,他发现了云南有独特的多声部民歌。

  张兴荣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早在1982年的时候,广西的一个音乐人说他在中国听到了三声部,当时被很多专家质疑。为此,中国音协还在南宁特意召开了中国民歌多声部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各个省份都在会议现场进行了多声部音乐展示。云南代表展示了彝族、景颇族、傈僳族、佤族的多声部民歌,那次会议结束以后,才确定了中国不仅仅有多声部的民歌,而且好多省份都有三声部的音乐,甚至四声部的迹象也开始出现。“这证明了中国不是没有多声部,只是没有被发现,没有被记录,没有被推广。”

  第一个八声部复音唱在云南

  荷兰PAN唱片公司当时资助了张兴荣4万元人民币,为他提供了最先进的话筒和数码录音机,再加上张兴荣夫妇怀揣的7000元的项目经费,两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上路了。

  “云南的交通不方便,虽然有了这些经费,但是还是要省着用啊。”他们一路坐着公交车辗转到红河。但录音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一帆风顺,“村里面的人都在忙着农活,很不愿意录音。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多声部’。”因此张兴荣只能向大家耐心地解释。如此,大家才明白他在说什么,并告诉他,这个有,但是很远,在哈尼族的寨子里。为了找到这天籁之音,夫妇二人就背着设备一步一步地走往村寨深处。

  半夜到达村寨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很多人因为不好意思不愿意配合录制。于是张兴荣就把照亮场地的煤油灯吹熄了,就在那一刹那,前奏一出来,张兴荣惊呆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但张兴荣觉得最终的录制成品有杂音。因此他决定再待一天,重新录音。可是由于村子里没有通电,数码录音机需要充电,张兴荣只能带着这个遗憾回到了昆明。

  回来以后,张兴荣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定要再次进行录音。“因为那里的哈尼族音乐真的太独特了,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杂志、报刊上面发表过哈尼族的音乐。我搞了几十年的音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而且这一定是一个多声部的音乐。”就这样,在张兴荣的一再坚持下,那个村寨里的十多名哈尼族人来到了昆明,进行专业录音,这一次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哈尼族音乐的认识,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音乐的看法。

  张兴荣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在拥有最好设备的云南音响公司录的,采用同期分轨录音。“哎呀!八个!前所未有!听都没有听过!明显就是八声部!”张兴荣激动了,所有的音乐人都按捺不住了。

  1995年云南艺术学院召开了发布会,来自6个国家的40多位音乐人齐聚昆明,大家共同见证了云南八声部音乐的问世。“在哈尼族聚集的这个地方,哀牢山深处还保留着八个声部的民歌,这个是世界没有的。那些外国的专家惊叹并表示这个瑰宝一定要保护传承下去。”